约书亚：与决奥提兹对决没有问题

高标准农田建设机构建制条款即指在相关农业、土地部门法体系中，于跨部门协同治理[5]理念指引下，就所涉政府职能部门协作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机构设置与职权配备事项予以规制的相关法律规范。

但我们切不可由此得出国际私法即为民法当然组成部分的论断，即使是那些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纳入民法典予以规定的国家，对有关法律适用规范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通常亦立足于国际化视角而赋予特殊的含义。事实上，法则区别说学者在阐释人法所具有的域外效力问题上，已超越了现行立法的限制而强调惯例和习惯的重要性了。

而法律选择问题的解决，是冲突规范相关制度共同左右的结果，并非法律选择规则单一因素使然。美国斯托雷的冲突法理论和英国学者戴西的既得权学说，都确立在国际礼让说学说基础之上，并为英美冲突法者所尊崇。第四是法律选择过程与场所化分析中的确定性、一致性、公平与效率等多元需求的实现。有关法律适用规则的应用与研究，一方面从民事法律规则之中获得支撑，另一方面也受到民事法律规则的限制。**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陕西省国际法学科三秦学者学术创新团队科研骨干，国际法创新团队成员。

无疑这是主权者或有关当局享有立法管辖权的应有之义。[9]鉴于该重述事实上对美国司法实践所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美国法学会在近20年来学者不断呼吁和深入探究之下，顺应司法实践发展需求，当前已经开启了第三次《冲突法重述》起草编撰活动。[15]参见陈昶屹：《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载《北京日报》2014年5月21日。

(八)为信息社会服务所提供的信息，如网购信息等。[6]参见满洪杰：《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超过40万个移除请求和超过140万个被要求移除的URL中，符合条件并被移除的URL只占42.6%。如果事后发现这条不利的负面评价其实是错误的，尽管信息主体可以要求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等，但义务主体往往怠于执行，因为往往这些负面评价会更加吸引公众眼球，为其吸粉获得更多人气，人气量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财富和利润。

而被遗忘权与狭义删除权有本质区别。(二)被遗忘权与表达权：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 被遗忘权的价值取向在于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删除相关数据，取得被公众遗忘的权利。

目前，信用监督的方式，主要通过国家征信制度等方式，公开个人信息，以社会监督强化信用建设。被遗忘权法律关系的对象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重要的是根据普通人理解，是不可能通过法律规定强迫他人遗忘数据主体的某些数据。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

[26]可见，对被遗忘权的保护不仅在欧盟国家，还在其他很多国家得到认可，被遗忘权的法律实践趋势不断强化。2012年欧盟制订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简称GDPR草案)[2]。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被遗忘权是指信息主体对已通过合法形式发布在网络上(不论是自己发布还是他人发布)，有关自身的不充分、不相关(或不再相关)、过分的信息或者收集处理的目的已失去的信息，请求信息控制者或信息处理者予以删除的权利，除非信息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2 进入专题： 被遗忘权 数据删除权 。

在诉讼标的方面，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和任甲玉诉百度案，诉讼标的均指向被遗忘权法律关系。(4)个人信息被非法处理。

因此，我们必须在人权保护意义上理解被遗忘权的立法目的和宗旨。被遗忘权的制度理念在我国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聘用规定、网络侵权纠纷案件受害人救济规定、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限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

但被遗忘权这种称谓饱受争议，以Napoleon Xanthoulis教授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被遗忘权这一称谓只是提出的更早、更时尚，在新闻报道和欠严谨的法学文献中较多出现，吸引眼球而已[4]。通常来说，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会随着时间和传播领域的扩展而衰减。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欧盟之所以设立被遗忘权制度，在于用法律手段实现维护本地区信息主权的目的。紧跟其后的被遗忘权条款中，也分成两款，第一款是可以行使被遗忘权的情形，第二款是不得行使的例外情况，从而弥补欧盟立法混乱不清的弊端。甚至可以预见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即便有法定化的删除权和被遗忘权，具体的执行情况依然堪忧，法律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更重要的是不履行义务的成本很低。信息主体通过行使被遗忘权，可以避免自身的相关信息在网络上进一步传播和有关自身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扩大，从而获得社会的谅解，提升社会评价。

数据行业协会通过代表大多数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利益，以行规行律对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监督约束，但又助力其发展。(五)其他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持有信息的情形。

因此，在我国立法理念注重公共利益优先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在社会诚信建设也有待进步的现阶段中，被遗忘权在当下我国的落地生根存在一定水土不服。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删除权，但实质上赋予了信息主体狭义删除权。

综前所述，目前我国存在诸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本土化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体系中有些法律制度设计的要义也与被遗忘权精神旨意相映成趣。对于被遗忘权与表达权冲突的解决策略，其调和之策往往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澳大利亚的被删除权(Right to be deleted)[24]与被遗忘权的理念极为相似，即虽然数据的收集利用是合法的，但数据主体可以要求删除或不能识别，只是该数据限于数据主体自己上传的。结语 任甲玉诉百度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对被遗忘权在我国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

(七)为了诉讼请求的提出、实施和防御而实施的必要行为。尽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单单用比例原则解决之间的关系有些抽象和不易操作，但在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判决后，谷歌公布了富有指导意义且极具操作性的谷歌独立专家报告。

甚至有观点认为比例原则纯粹是一纸空文，因为它并不提供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的判断标准。而任甲玉离开陶氏教育集团不再供职的信息仅仅不到一年，公众有对其近期工作经历的知情权，此时渴望被遗忘不太光彩经历的个人利益不能超越公共利益。

而在我国，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并不完善，且常常让位于公共利益。[20]参见Robert Kirk Walk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64 Hastings L. J.2012， p257， p262. [21]翟相娟：《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兼容与平衡》，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二、被遗忘权溯源 (一)被遗忘权在欧盟的演变与实现 被遗忘权的立法雏形最早出现在欧盟。与先前草案相比，GDPR法案中第17条最终变成了删除权(被遗忘权)即right to erasure(‘ right to be forgotten)，与2012年GDPR草案版的被遗忘和删除权和2014年GDPR草案修订版删除权名称都不同。中外法院的被遗忘权纠纷案件判决结果表明，两者对于该权利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次，因被遗忘权权利历史悠久，应在传承上有所体现。

这些法律更强调个人数据处理的透明，强调控制者各种义务的履行，确保个人可以知晓其数据被处理的情形并在必要时拒绝处理。但需谨记的是被遗忘权制订和适用中应当保证的底线是尊重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

[8]参见P. Korenhof et.al.，Tim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Study into Time as a Factor in Deciding about Retention or Erasure of Data, CP- DP 2014. [9]参见齐爱民、李仪：《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该条由9款16项构成，对数据主体享有的被遗忘权的定义、内容、实施和适用及例外规定等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2014年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终审判决支持了冈萨雷斯保护其被遗忘权的诉讼请求。(三)学校、科研机构等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合法实施的行为。